剑桥间谍 时间退回到冷战年代。地点，则是KGB位于莫斯科的总部大楼，一间黑暗、没有窗户的小屋。房间里除了一张长桌、一把椅子和一排排的文件柜，就再没有其他物件。如果这间房子开了一扇窗户，可以发现，离这里不远处，就是闪闪发光的克里姆林宫。 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坐在桌前，开始翻阅厚厚的文件，渐渐地，他的脸上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一份份厚厚的卷宗显示了一个事实：四个英国籍的间谍已经渗入了最高层，他们将丘吉尔、罗斯福或者是杜鲁门的最新动向都原原本本地向苏联通报。文件上明明白白地标注着“呈递贝里亚、斯大林”的字样。没有哪个官僚机构敢于延误这些文件，这四个英国间谍太重要，而他们传递出来的信息一直都那么可靠。KGB官员的表情，渐渐由惊诧变成了释然。 这四个间谍并非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这位官员也不是某位剧作家笔下的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四个间谍的名字分别是伯吉斯、布朗特、迈克林和菲尔比。他们都出身良好，在上世纪30年代，四个人就读于剑桥大学著名的三一学院。同时，他们又是成功而坚定的KGB间谍，为苏联工作逾30年。其中一位，金·菲尔比，为苏联工作了差不多50年，因为他的卓越表现，他的肖像甚至出现在了苏联的邮票上。 四个人最终都暴露了身份，但离奇的是，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捕。他们的个性职业都不相同，其中，伯吉斯是个喜欢夸夸其谈、爱喝酒的同性恋。布朗特同样是同性恋，专长是艺术史，并因为担任皇室的艺术顾问而被封爵。第三个人，迈克林，是个严肃的外交家，在性倾向上忽左忽右。而第四个，也是其中为KGB贡献最大的菲尔比，则是一个花花公子，极其善于勾引已婚女性，人称“20世纪最出色的间谍”。 四个剑桥学生 “今天，当然，大家都知道哈罗德·阿德里安·罗素·菲尔比是个在MI-6(英国军情六处)工作的苏联间谍，一个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一个将许多西方世界的重要情报泄露给苏联的人。今天，菲尔比成了一个传奇—魔鬼或是反英雄，这视乎你的个人判断。” —罗伯特·J·兰费尔，FBI探员，1986年 上世纪20年代末，KGB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决定，开始渗透到英国的情报机关中去。他们的目标，是一群前途光明、出身良好的大学生，这群年轻人应该有机会去英国的外交部门或者是情报机关工作。如果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将会得到特别关注。至于那些英国共产党的公开成员，内务委员会反倒认为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一方面，这些人的行动太激进，容易引起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群年轻人大多数出身自工人家庭，最终不大可能打入英国的上流社会。多年以后，这个计划被证明考虑得相当周到。 在四个学生在剑桥读书期间，他们被KGB征召了。其中两个人，布朗特和伯吉斯，是“剑桥传道者”协会的成员，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剑桥非常有威望的地下组织，成员都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看起来，布朗特是其中最大，也是最早被征召的，1933年，在他去了一趟俄罗斯以后，身份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他是一位出色的法语老师，而法语是当时英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必修的一门课程，所以，很多人推测他凭借着这种特殊的身份，默默观察剑桥中的激进学生，并将其中有可能进入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发展到KGB中去。 主要人物 安东尼·布朗特(1907-1983)，法语教授，艺术史专家，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二战期间担任军情五处探员。 安东尼·布朗特生得很高大，性格傲慢甚至可以说是冷酷，却又有种迷人的魅力。他的祖父是英国主教，父亲则是教区牧师。他是个身份未被公开的同志，一度曾与伯吉斯是情侣关系。在战争年代，布朗特为军情五处工作，而在战后，作为一位艺术史方面的权威，他成了王室的艺术顾问，在1956年被授以爵位。1979年，就在撒切尔公开宣布他是苏联间谍后不久，他被剥夺爵位。1983年去世。 盖伊·弗朗西斯·伯吉斯(1910-1963)，BBC播音员，军情六处探员，先后担任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秘书。 盖伊·伯吉斯是海军军官的后代，长得非常英俊迷人，但性情有些颠三倒四，这可能是他长期酗酒的后果，和布朗特一样，他也是同性恋，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的性取向非常坦白，并且公开拥有过几个情人。虽然表面上看来，他完全不具备一个间谍所应该拥有的任何素质，可他却凭借着自己的魅力，得到了不少权贵的崇拜或者宠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对苏联有用的消息。 唐纳德·迈克林(1915-1983)，英国驻巴黎、华盛顿、开罗等国的外交官员。 唐纳德·迈克林与布朗特一样，身材高大，长得也不错，可是却少了布朗特的镇定与坚决。他的父亲曾是议会议员，也做过鲍德温内阁的教育部长。他曾与伯吉斯短暂地发生过关系—据说是被伯吉斯勾引，但实际上看来是个异性恋。他是个好酒之人，一次在开罗因为醉得太凶，被人送回伦敦治疗。而在这次治疗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英国外交部驻美国的负责人。 哈罗德·罗素·菲尔比(又称金·菲尔比，1912-1988)，记者，军情六处探员。 绰号“金”的菲尔比，是个变色龙式的人物，有些人认为他温文尔雅，是个真正的绅士，有些人却觉得他粗野不堪，事实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势扮演不同的角色。作为一个间谍，他有着超凡的天赋，可以从大量的情报资源中，发现哪些是故意想要泄露给苏联的假情报，哪些则是真正有价值的秘密。 菲尔比的父亲圣约翰·菲尔比，是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外交家，也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的顾问。此人性情古怪，常常在公开场合批评英国的种种政策，有些人猜测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少年时代，金·菲尔比很少能够见到父亲，却非常崇拜他，一些人分析说，这可能影响到了日后金·菲尔比的意识形态立场。 和布朗特与伯吉斯不同，菲尔比是个公认的花花公子，结过四次婚，而且有过无数情妇。除了他的第四任妻子—一个苏联人，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和第三任妻子都不知道他是个间谍，而且这两位在认识他时，都是有夫之妇，为了追随他，甘愿抛弃原来的丈夫。 菲尔比死于1988年，在他死后，他登上了苏联邮票，上面用俄语介绍了他的生平。 行动 KGB的耐心非比寻常。就像一瓶未够年头的好酒，伯吉斯、布朗特、迈克林和菲尔比在被征召后，并没有很快为苏联工作，KGB希望在他们打入英国情报局高层后，才渐渐给他们分派任务，最大程度地保证计划不会遭到英国人的怀疑。 剑桥四位间谍所进行活动的年代也各不相同。伯吉斯与迈克林是从1939年工作到1951年。菲尔比则是从1940年一直工作到1963年，直至最后逃至苏联，而在身份暴露后，他仍在继续为KGB效劳，担任顾问与密探教员工作，前后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布朗特则是被发现最晚的，从上世纪30年代初，一直秘密工作到70年代末。 战前 在1930年代晚期，四位间谍执行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任务，一方面KGB担心他们身份被暴露，另一方面也是KGB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还需要对这几个年轻人多加考验，避免培养出双重间谍。 四个年轻人果然没让KGB失望。布朗特很快就在艺术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建树，达官贵人们想要购买某件古董家具或者油画，都希望先听听他的专家意见。迈克林成长为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伯吉斯表面上是公开的反纳粹者，以此成功地掩饰了他真实的政治立场。 菲尔比未能进入外交部，而是成为了 《泰晤士报》 的一名记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苏联，营救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活动家。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丽兹，对方也是位苏联特工。离开维也纳后，他前往西班牙，为 《泰晤士报》 报道西班牙内战新闻，但这位记者与众不同，专门报道有利于佛朗哥的消息。在一次采访中，载着他和其他几名记者的车子被炮火击中，两个人遇难，而他只受了点轻伤。因为他的杰出“贡献”，佛朗哥向他颁发了勋章，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菲尔比反共立场的印象。 1939年二战爆发时，年轻的外交官迈克林和一度去法国采访的记者菲尔比，都回到了英国，布朗特则顺利加入军情五处，这样，他的职责从征召新人，变成了将秘密文件传递给KGB。 战争年代 二战期间，是四人最为活跃的时期。 伯吉斯和布朗特向KGB源源不断地传送着盟军的军事策略与军情处的秘密文件。 迈克林在1944年到1948年，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丘吉尔与罗斯福和杜鲁门之间沟通的文件，他都悉数奉献给了斯大林。他并没有向苏联提供关于核弹的技术参数，不过作为美国-英国-加拿大三边共享核研究委员会的英方代表，他向苏联报告了核爆研究的进展，同时泄露了美国的铀储备量。有了这些数据，苏联科学家足以计算出美国人可以制造多少枚核弹。 金·菲尔比执行了一系列任务。在二战期间，他向苏联人泄露了纳粹的密码“Enigma”已经被英国解码的消息。以他在军情六处的职位，他不仅可以轻松地骗取解码中心同事的信任，而且可以及早发现安插到KGB的英国特工—事实上，他不仅知道这些人姓甚名谁，而且是其中很多人的直接主管或导师。 冷战 在战后，迈克林对于斯大林来说，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他继续传递着杜鲁门与丘吉尔之间的沟通结果，令斯大林对于英美打算如何占领德国，划清东欧国家的边界都了如指掌，在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都从中受益。1948年，迈克林被调到了英国驻埃及大使馆。 菲尔比在战后则来到华盛顿，担任军情六处与CIA之间的联络员，同时也与FBI保持联系，作为英国大使馆的安全专家，他有权看到一切FBI与英国共享的情报。他和迈克林共同合作，让斯大林知道了美国不会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伯吉斯在BBC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主持的是一档关于议会的节目，在此期间又结交了一群重要的政客。其后，他成为英国副外长赫科特·迈克内尔的秘书，这个职务对苏联来说尤为意义重大。作为迈克内尔的秘书，他可以定期将最高外交机密传送给KGB—夜晚将它们偷偷运出来，拍成缩微照片，早上再神不知鬼不觉放回到迈克内尔的书桌上。 布朗特除了继续召募新丁为KGB效力，还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为伯吉斯、菲尔比和他们的苏联上司提供沟通信息。 毫无疑问，在这四位剑桥间谍中，最重要的还是菲尔比。在此期间，有数位苏联特工叛变，都不约而同地暗示说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一个内奸，但幸运的是，菲尔比恰恰被安排处理这类案件，因此可以方便地转移人们的怀疑目标。其中一个叫做沃尔科夫的苏联特工，已经与英国政府谈妥了条件，答应在拿到钱之后就说出内奸的准确名单，而菲尔比正是去中东，与沃尔科夫谈判的英国情报机会代表。结果，这位特工据说人间蒸发，菲尔比汇报说他始终无法找到沃尔科夫，这起危机就这样被化解。倘若不是后来伯吉斯与迈克林的身份暴露，菲尔比可能还会在军情六处平步青云，事实上，一些传记作家相信菲尔比将会是军情六处负责人的热门人选。菲尔比在去世前不久，这样解释自己的运气： “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的运气一直好得出奇。在很多极度危险的时刻，我都想，完了，无路可逃了，突然间一线阳光洒进来，我又找到了出路。我难以形容，自己拥有多么多么幸运的人生。” 背叛 关于伯吉斯与迈克林叛逃、菲尔比身份被揭穿的故事，已经被人拍成电影。然而在KGB、FBI和军情六处的档案完全被解密前，坊间流传的这些故事，也许都不完全准确，以下的这个故事，或许比较接近当时的事实。 1949年，负责对付苏联间谍的FBI探员罗伯特·兰费尔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与几个密码破译员发现，在1944年到1946年间，英国大使馆的一位成员，在持续地向KGB发送信息。这个英国人的代号是“霍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排查，他们找到了三到四个“霍默”的可能人选，其中一个是迈克林。 就在兰费尔的调查开始不久后，菲尔比前往华盛顿工作，充任英国军情部门与美国CIA、FBI与NSA之间沟通的使者。在对苏联情报的解码中，他推测迈克林很可能就是霍默，此后，他又从自己的KGB上司那里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兰费尔的调查进行得也很顺利，已经确认消息是由纽约发出，而迈克林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会定期前往纽约，公开的理由是要去那里探望他的太太与孩子们。 菲尔比的压力开始与日俱增。假如迈克林作为苏联间谍的身份被揭穿，一旦他招供，就很有可能牵连出其他的剑桥间谍。即使他在审判中咬紧牙关，以他们当年在剑桥的关系，菲尔比同样可能被连累。 与此同时，伯吉斯则是一颗不知何时便会爆发的炸弹。此时他任职于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他酗酒的毛病益发厉害，而且在私生活方面越来越不知检点，很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何仍然会对他委以重任。在他前往美国任职前，老上司迈克内尔提醒他避免招惹三件事，“种族问题，与激进组织联系，以及公开同性恋身份”。伯吉斯脱口而出，“噢，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跟保罗·罗伯逊乱搞？”众所周知，罗伯逊是美国黑人歌唱家，也是著名的反种族歧视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只有喝酒喝得颠三倒四的伯吉斯，才会如此口无遮拦。为了控制这位老兄，菲尔比干脆将伯吉斯拉到了眼皮子底下，让他住在自己华盛顿的家中。即使是这样，伯吉斯依然不可理喻，在一次菲尔比举行的家庭宴会上，伯吉斯竟然当众羞辱了一位CIA高官的太太。 考虑到迈克林脆弱的性格，菲尔比认为对方几乎一定会在审判中招供，于是，他与伯吉斯一起想出了一条对策。让伯吉斯回伦敦，通知迈克林潜在的危险。可是，如何才能让伯吉斯回国，而又不至于引起外界怀疑呢？ 他们的主意是将伯吉斯遣送回国，使他这次回伦敦的旅程，看似是英国大使馆所做出的决定。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伯吉斯需要做到的是在一天内接到三张超速告票。他特意带上一位熟人，驱车从华盛顿特区前往南卡罗来纳，参加一个会议。前两次超速，因为他表示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警察只好将他放走，到了第三次超速时，警方忍无可忍，将他和同车的乘客扣留了几个小时，随后释放了他们。这起事件被汇报给了弗吉尼亚州长，州长向国务院汇报，国务院再知会英国大使馆。于是，伯吉斯顺理成章地收到了大使馆方面的谴责，并被勒令立即回伦敦。 接下来，伯吉斯在迈克林的办公室里与对方见面，由于害怕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伯吉斯丢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他们两人见面的地点。在KGB探员于利·莫丁的安排下，他们见面，得以详细讨论迈克林的处境，并准备安排迈克林不日逃往苏联。但迈克林此时的情绪极其不稳定，不愿意一个人离开英国。莫丁倒是乐意带他回苏联，但KGB总部要求伯吉斯陪伴迈克林一起去苏联。 与此同时，军情五处坚持要求迈克林接受他们的调查。他们计划安排迈克林在1951年5月28日，星期一，接受FBI与军情五处的联合讯问。 结果，在迈克林生日那天，也就是5月25日，他与伯吉斯跳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小船，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布朗特事先得知了迈克林即将被审讯的消息，并预先警告了迈克林吗？布朗特在多年后依然否认这一点，那么，更大的可能，则是伯吉斯与迈克林认为无论形势如何，都应该在25号那天逃离英国。莫丁和菲尔比都猜测，伯吉斯会在安全将迈克林送到苏联后，就自行返回，可是苏联人坚持让伯吉斯留了下来。也许在他们看来，伯吉斯作为间谍来说，虽然对KGB已经意义不大，但若落入军情五处手中，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伯吉斯与迈克林安全逃往苏联几周后，英国政府才很没面子地承认，这两人就是苏联间谍。而苏联方面始终拒绝承认二人身份，表示他们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叛离者，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祖国感到不满”。 此后的12年里，伯吉斯在KGB的照顾下，过着相当自在的生活，他一直没有学习俄语，住在一所舒适的公寓里，并且不断在这里发展新的恋情。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苏联的生活很乏味，表达过回英国的愿望，当然，苏联人不会放他走，而英国人也再也不容许他归国了。 与伯吉斯不同，迈克林则在努力进入苏联的体制内，他学习俄语，后来成为了一位研究西方经济政策的专家。 镜头拉回到华盛顿。当菲尔比得知迈克林叛逃到苏联的消息，他假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而当他听说，与迈克林一起逃走的还有伯吉斯时，他脸上的表情就真是实实在在的了。他曾经明确告诉过伯吉斯，假使伯吉斯因为迈克林的事情被牵连，那么他也逃不了，因为伯吉斯就住在他的家里。从那时起，菲尔比就将伯吉斯说成是“那个该死的家伙”，两人再也没说过一句话。1963年，当菲尔比也逃到苏联时，伯吉斯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临死前，他想要见菲尔比，但菲尔比拒绝了他的请求。 自从伯吉斯与迈克林双双叛逃，菲尔比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情报机关称他为“第三人”。他的罪名，小一点，可以说是交友不慎，结交了伯吉斯这样一个损友；大一点，就有可能是苏联特工。 第三人 回到伦敦，菲尔比开始接受军情五处的反复审问，好在以他超凡的心理素质，他完全可以承受得住一轮又一轮的盘问，最终，他没有被安上任何罪名，但被勒令从军情六处辞职，并获得了一笔遣散费。现在，菲尔比失了业，他要养活妻子和四个孩子，生活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 到了1955年，一位议员追问，菲尔比是否真的就是“第三人”。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英国外长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表明菲尔比并未与迈克林和伯吉斯有实质上的联系，他之所以被解雇，只是因为他早期的“共产主义倾向”。随后菲尔比在他母亲的寓所里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表示迈克米兰的发言已经彻底洗去了他身上的冤屈。 与军情五处素有不和的军情六处，早就对菲尔比被解雇一事多有不满，于是，他们安排菲尔比出任两份报纸的记者，又聘请他出任他们在中东的探员，总部位于黎巴嫩，而那里也正是菲尔比的父亲与其中东籍的太太定居的地方。此后的六年里，菲尔比继续为军情六处提供情报，不过他更重要的工作则是为KGB效劳，苏联对于中东这块地方，也一直拥有着浓厚的兴趣。 1963年，一位叛逃到澳大利亚的苏联密探揭穿了菲尔比的身份，前往贝鲁特负责审讯菲尔比的，是他在军情六处的老同事兼老朋友。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密探，但请求对方宽限他几天，好让他打点行李回到伦敦。在这几天里，他顺利逃到了苏联。不过也有人怀疑，英国方面早就因为自己的情报机构频频后院起火而难堪不已，为了避免再次受辱，他们干脆放了菲尔比一马，容许他逃走。 在菲尔比逃去苏联后不久，他的第三任太太和孩子也来到了莫斯科，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英国。他曾与迈克林的妻子发生过一段恋情，但迈克林太太最后选择回到了丈夫身边，最后在美国定居(现在她仍然在美国生活)。菲尔比的第四任太太是个苏联人。他的余生在苏联度过，而且几乎一直为KGB服务，担任KGB顾问和探员导师。 菲尔比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者，抑或是其他？莫丁的这段描述，也许是对菲尔比很好的总结： “菲尔比从来都没有在外人面前展现过他真实的一面。无论是英国人，和他生活的女人们，还是我们(指KGB)，都无法洞穿包裹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的膜。他将做间谍视为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并且直到死前，都为此兢兢业业。可是到了最后，我却怀疑菲尔比嘲弄了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 第四人 早在1951年时，安东尼·布朗特就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可是一直到菲尔比叛逃至苏联，人们也没有找到对付他的确凿证据。到了1964年，一个曾在剑桥留学的美国人迈克尔·斯特雷特向FBI和军情五处承认，布朗特曾表示希望召募他为KGB工作，他的身份才算确认下来。但是英国方面没办法迫使布朗特签署书面认罪书，毕竟布朗特是女王的艺术顾问，而且可以在皇室行走自如。 1964年4月23日，军情五处负责人马丁与布朗特会面，马丁承诺将不会起诉布朗特，布朗特则提供了其他几个间谍的名字，这几个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已经被公开。对他的审问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颠三倒四地“交待”了21个所谓的间谍名单，但大多死无对证，而且供词前后矛盾。1979年，撒切尔公布了他的间谍身份，他被撤销爵位，第二年，他又被迫辞去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的职务。 之后的几年里，他与情人约翰·加斯金安静地生活在一起，1983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作为一个英国绅士，布朗特从未离开过英国，也在这里宁静地被安葬。而他的同行菲尔比，遗体安葬在莫斯科。伯吉斯和迈克林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送回英国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