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

第75届柏林电影节在2月23日正式落下帷幕。随着颁奖结果的揭晓，我们惊喜地发现入围新生代单元的华语长片《植物学家》夺得了“新生代Kplus”竞赛单元的国际评审团大奖，成为主竞赛单元外获得奖项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植物学家》讲述了影片讲述中国新疆北部边境的山谷村庄里，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与植物为伴，他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逐渐隐入植物世界的梦幻寓言。影片由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的儿童视角展开，他性格善良、淳朴，甚至在小鹿乱撞时还会表现出羞涩与腼腆。也许是由于生活在这个不太发达的边远地区，他对植物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和喜好，对于周遭的环境变化也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当现代城市化的进程如风吹沙砾般纷扰着这片净土，在阿尔辛不安的内心中，似乎总有某种有待唤醒的躁动和奇遇在等待着他。正当他的智识尚处于较为朦胧的阶段时，身边的人仿佛一一离去：叔叔莫名走丢、哥哥为了打工远走他乡，以及动心的女孩即将前往大城市念书，这些事情都对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片孤独的村庄里，阿尔辛一个人游荡在空旷的乡野，对这个世界慢慢有了更多的看法，却仍然感受着阳光的照射，河水的流淌，土地的坚实，他试图学习植物的语言，挽留出走的女孩，认识视频中的都市……景一导演用阿巴斯式的风光摄影，在原始的欲望和纯粹的联结之间，书写了一部关于自然的影像日记。

采访：陆泫龙排版/责编：1900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作为景一导演第一部长片作品，《植物学家》的创投项目还获得了第16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电影市场“梦将军造梦者计划大奖”和“ARRI中国奖”，并入选了第2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创投并获得“骏马影业”创投大奖。评审团一致认为《植物学家》传递出令人惊叹的视觉上的诗意，让我们沉浸在一个面对自己世界消散的孩子的视角中。颁奖词称赞道，“这部电影是一则关于失去与希望的童话，安静且富有力量。它以惊人的视觉效果吸引了我们，敦促我们珍惜自然，并认识到我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护自然的责任。”在本届柏林电影节上，抛开书本记者陆泫龙有幸邀请到了景一导演作一次简短的访谈。从这次对话中，读者可以看到导演对这部影片更多的理解，以及他尝试通过影像所抒发的情感和表达。景一。研究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编剧、导演。陆泫龙。抛开书本记者、撰稿人、影评人。目前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与哲学研究型硕士专业。作为第75届柏林电影节媒体记者，代表抛开书本进行华语媒体场刊主竞赛单元的评分。

采访正文抛开书本：我注意到影片中大多数的镜头都是比较慢的摇镜头和推镜头，让我想起了阿尔辛在片中说的那句“跟随河流，你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感觉摄影机在拍摄的时候也是遵循这个逻辑的。所以我很好奇，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跟随”在影像层面发掘到了什么？景一：当我来到这个村庄拍摄的时候，我一直想要找到属于这个村庄本身的节奏。这个影片本身讲的就是植物，以及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关联，所以在呈现方面我用了比较慢的镜头语言，都想传递我一直说的一种并列的，“和”的关系，它不讲求因果，除了在影像层面，它也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作为一个拍摄新疆哈萨克族的汉族人，两个民族也是一个“和”的关系。我试图传递出的是不同民族，人和风景，人和动植物共处在这个环境之中，它们有着自身的节奏，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抛开书本：你为什么会选择新疆少数民族这样一个题材，这个村庄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景一：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成长的，对植物有着比较大的兴趣，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哈萨克族朋友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和自然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我就在想这个民族从文化到生活习惯上似乎都和大自然有着更紧密的关联，蕴含着属于这个民族本身特有的智慧，所以我希望通过一些田野的调查，和朋友的聊天走访，去思考植物是否能给人一种启示，或者在我的影片中，是否能够唤起大家对植物的重新的认识，即便它并非像大家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植物学/人类学上的呈现。

抛开书本：所以更像是自然启发了你，去拍摄这样一个题材。景一：是的。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在新疆生活，上大学之后才离开。这个地方不同的民族习惯、景观和人文构成了这部影片。抛开书本：“植物学家”这个名字除了对应男孩对于植物的迷恋以外，作为生长在当地的植被，似乎也往往象征着坚韧与顽强的品性，这与阿尔辛在片中的人物成长有关联吗？景一：你说的这个没错。我当时在写《植物学家》的时候，是想着可以通过这个人物和植物产生某种对话，或者植物作为他的一个乐趣或陪伴，与他叔叔之间的关联。包括开头他所讲述的关于祖先的传说，以及哥哥和叔叔属于不同的几代人构成了这么一个族群，这些都和自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抛开书本：影片中展现了新疆的大漠、荒草以及河流等具有标志性的场景，仿佛与后面提及的对诸如北上深这类大城市的想象形成一定对比。在阿尔辛眼中，身边的人都因为种种原因走出了家乡，但他因为年纪尚小，对乡土和自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情结。你是否希望通过阿尔辛的儿童视角来探索边远地区和大城市之间的某种联系？景一：是的，的确。这点在哥哥的层面讲的还是蛮清楚的。他这个角色已经去过城市又回到村里，后面不甘心又再次去到城市，与大多数小镇青年的经历非常相像。从阿尔辛这样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美玉的离开是他开始第一次对距离和分别有了知觉和想象，形成了具体的感受。叔叔作为他精神上的引领和启蒙者，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但美玉是此刻在电影里面正在发生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一直在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儿童的电影，不仅仅是在抒情或者缅怀，而是在这个村庄、这个时代下具体发生的现实中的变化，不断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村庄逐渐走向现代化，人也是不断从村庄走向城市。

抛开书本：影片还描绘了阿尔辛与一匹马之间的故事，你是怎么想到的？景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里面不管是自然的景观，一株植物，还是一只动物，我觉得它们都是活生生的角色，是这个小孩世界里的一部分。抛开书本：我们知道《植物学家》是你的首部长片项目，而它也获得了多个创投类奖项。想问一下作为导演，处女作被提名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的感受是什么？景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去了不少的创投，都有不错的收获，可能就是有些人理解到了这部影片想要传达的情感，打动了一些人。对于入围柏林电影节，我自己是很惊讶的。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虽说这里的时差和我家就只有6个小时。影片的首映放在了柏林的Zoo Palast，能在一个这么有历史的地方展映，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景一导演在柏林电影节现场抛开书本：后面还会继续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吗？景一：可能会有，但我现在还没有那么确定，只是有一些想法。也不一定是儿童题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抛开书本：感谢你今天接受抛开书本的采访！让我们共同期待你的下一部长片的诞生。

第4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4月20日今日闭幕，《植物学家》夺得“火鸟大奖”新秀电影竞赛（华语）最佳导演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两项大奖。第一个颁发影评人奖后，导演景一上台发言。

第75届柏林电影节期间，我们也采访了导演。《植物学家》在新生代儿童单元（Generation Kplus）首映，并斩获国际评审团大奖。一个即使不知道任何植物名字的人，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这部新人导演长片首作，为什么能吸引海内外电影节的亲赖和关注？看看国外影评人怎么评价。作者：John Berra翻译：孟凡越责编：刘小黛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中国青年导演景一的首部长片《植物学家》宛如一部献给自然的赞美诗，如诗如画的田园景象引领观众沉浸在新疆的茫茫草原中。然而影片试图将零散的叙事碎片凝练成完整的故事脉络时却显得力道不足。尽管如此，《植物学家》依旧标志着景一作为编剧兼导演在国际影坛的强有力开端。《植物学家》与中国独立电影普遍关注偏远地域的创作倾向相呼应。影片取景于中国新疆北部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的多民族村落——这里集中汉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等族群，是中国境内的文化大熔炉。与王学博《清水里的刀子》（2016）或霍猛的《生息之地》等影片中乡土叙事抒情时的厚重质感不同。景一通过哈萨克男孩对于自然奥秘的无限痴迷视角展开的赞颂，更偏向其导师毕赣执导的《路边野餐》（2015）与《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中流露出的清醒梦境般的感知。

电影《植物学家》海报

《路边的野餐》剧照审美体验多于情感共鸣《植物学家》在第75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Generation Kplus）首映，并斩获国际评审团大奖。后续将有可能亮相于更多更高级别的影展，但其市场吸引力有一定局限性，或许难以超越小众范畴。尽管影片的美学特质引人瞩目，但整体略显单薄。与其说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成熟长片，不如说是昭示导演前途无量的响当当招牌。影片情节设定在2010年代，聚焦于13岁的哈萨克男孩阿尔辛（叶斯力·加和斯力克饰）。阿尔辛与众不同，他不是喜欢在村口嬉戏玩闹的那类男孩，而是更喜欢与自然对话，在大自然中寻找心流。这位怀揣着植物学家梦想的男孩，热衷于收集植物标本，并且严谨系统地记录着自己的发现。即便后来和早慧的汉族女孩美玉（任子涵饰）在一起玩——她的父亲（刘永强 饰）经营着村里唯一的商铺——也是因为美玉吸引着他联想到一株罕见的植物。

电影《植物学家》海报 影片的画面如同田园散文诗般恬静清新，但能隐约感受到内敛的阿尔辛在与无形的缺失感作暗暗较量。阿尔辛的父母可能是在外地工作，因为他是由祖母（萨尔哈特·艾拉玛赞 饰）抚养长大。阿尔辛的叔叔同样对植物着迷，却在数年前神秘失踪，至今杳无音信。阿尔辛与刚从北京返乡的哥哥（贾伦·努尔达吾列特 饰）一起放羊。哥哥曾在大城市闯荡，但失败而归，如今沉溺在手机里的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当美玉坦言自己即将离开村落去上海在寄宿学校读书时，阿尔辛无疑是遭遇了一场晴天霹雳。《植物学家》可以被归为个人成长题材的电影。但与这类电影传统的叙事方式不同，《植物学家》中年轻的阿尔辛并没有经历显著的转变或顿悟。这是个人成长类型电影的一次推陈出新，趣味与先锋性并行的一次大胆尝试——但这种特定的叙事结构经过某个节点后留给景一余地并不多了。因此这部电影进行了有意识的情节再现，也穿插了超现实主义的民间传说，这些手法均与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相呼应。例如，阿尔辛多次与一匹表情木讷但会说话的神马相遇，恰似他失踪叔父的魂灵在游荡徘徊。尽管镜头语言塑造着厚重的氛围滤镜，但影片松散的叙事结构注定无法被忽略。

电影《植物学家》海报超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稍显薄弱，即便导演尝试通过阿尔辛的旁白向观众传递游牧民族的信仰体系也无法弥补。这就意味着《植物学家》给观众的感受更像一场美学体验之旅，而非情感之旅。李樊农（Vanon Li）的摄影风格令人联想到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的生态电影。他的取景框中深度与质感兼备，既有惊艳众人的牧场广角镜头，也有捕捉到植物细节之美的特写。夺目的色彩美学与伊朗作曲家裴曼·雅茨达尼安（Peyman Yazdanian）创作的迷人配乐相得益彰。他将落叶窸窣私语和溪流的悦耳鸣响编织进哈萨克民歌的柔和旋律，兼之杂糅磅礴壮阔的传统乐曲，进一步构建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空间。影片俨然是一场视听盛宴，现代科技产物输出的影像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甚至还带有一丝对乌托邦家园的解构意味。影片的美学之镜中还反射出了政治隐喻。阿尔辛毫不介意跨越族裔建立情感连结。“她或许是汉族人，但又怎样呢？”阿尔辛挑战着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认知偏见。他帮助美玉的父亲检验店铺里新安装的摄像头，监控屏幕里少年冷峻的影像，巧妙地暗示着新疆未来的社会图景。广播中流出经济腾飞的宣告，但画面中燃烧的山火暗示着沉重的生态代价。《植物学家》也因这些刺破美学之镜的尖锐锋芒，在超现实的云端觅得锚点，与现实相接。